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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变革时期如何处理领导者的权力

权力在公司变革时期意味着“针尖对麦芒”


领导者的权力,在企业中是个重要又敏感的话题,因为有权力的领导者,可以将整个团队的凝聚力大大提升,让整个项目迅速的上行下效,但是如果领导者权力欲过于旺盛,便会导致团队内后续力量不足,一旦领导者出现什么问题,整个团队将散成一盘沙。在这种思维定势中,权力行为的榜样就是那些英雄,他们不仅能战胜敌人,而且能摆脱困难境地,像乔治·巴顿、诺曼·施瓦茨科普夫那样的硬汉即便是在商业领域人们还是控制不住的想象英雄,但是真正的英雄在企业内应该是为了完善体制而存在。

公司变革时期如何处理领导者的权力

《哈佛商业评论》上曾经有一篇文章叫“权力是一种强大的催化剂”,在这篇文章中讲述了执行者应该如何应对混乱局面。在大量的研究基础之上,作者提出他对权力的看法,即是:“对权力的需求是管理获得成功的最主要保证,这甚至比个人的业绩或其他需求更加重要。权力不仅仅是毁灭性的力量,而且是一种可以影响他人的能力。”于是他们认为企业领导者拥有一定的权力是必不可少的。作者发现受到权力需求驱动的人更擅于“创造一种高效的工作氛围”。这样的人更倾向于利用权力为制度服务而不是为个人服务。


例如著名的职业经理人戴维·麦克莱兰和戴维·伯纳姆,他虽然一直以来被董事会赋予高度的权力,但是却被称作“制度经理”。这样的“制度经理”倾向于引入更多的组织规范并且将建立这些制度视为自己的责任。他们并不会因为权力膨胀,相反他们喜欢工作有章法可遵循,这些经理人通常比那些受到绩效驱动的人更加成熟。这一点似乎与我们大众理解的权力不同,典型的“制度经理”往往在旺盛的权力欲望之下,都有一种很强的凡事求公正的愿望,在此基础上制度经理们的管理方式更加民主。


但是这样的分析仅仅是一家之言,因为在《权力和影响》一书中,其作者哈佛商学院教授约翰·科特提出了与上文的分析完全相反的观点,他认为权力势必会引起腐化,绝对的权力引起绝对的腐化。约翰·科特认为实际上权力在公司内部是十分必要的,特别是在创造性解决冲突的时候,但是,他又指出:“在本世纪内我们所开创的管理方式主要通过层级制实现其控制。随着不同层级之间完成同一项任务的人与人之间独立性的增强,层级制的影响就不那么明显了。”


权力对企业的影响是更加民主化还是会带来腐化呢?


杰弗里·普费弗将权力资源分为结构型、制度型和个人型三种。个人型资源包括注意力、权力、毅力、敏感性、灵活性以及影响他人思维的能力。这种不同的类型根据个人在公司地位的不同,会有不同的影响。而且资源的控制和组织关系也会影响权力演变的过程。


对此,心理学家詹姆斯·希尔曼提出了一个颇为激进的观点,他认为影响我们生活的不是爱,不是激情,也不是梦想,更不会是技术,而是我们对商业运作的认知,这是为什么呢?“商业的戏剧,其奋斗、挑战、胜利和失败构成了我们文明的最基本信条”——这是他对我们生活的解构。在希尔曼的认为当中,正是由于我们对商业的认知都指向日常生活因此日常的商业活动都没有人意识到,也因此更需要进行心理学的分析在这种心理分析的基础上,希尔曼建立了“培育商业新思维”的活动,进行这样的活动,主要有三个方法:


第一,让人们相信服务是一剂“济世良方”,并想尽一切方法来提高质量。


第二,将所有与权力相关的词,如:控制、办公室、野心、名誉、权威、魅力等变个说法,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词,以便于摆脱掉它们身上的负面意义。在接收到它们的正面含义之后,我们就能更好地理解权力运用的细微差别,而不是仅仅将权力理解为“强权”。例如,希尔曼在谈到“办公室”时指的是“对他人的责任”,其象征是一种接收仪器。我们服务时要听取他人的要求。


第三,对目前的市场,科特提出自己的观点,“大多数医疗机构都有优秀的政治人物”,而这些政治人物在市场环境中是无法生存的。渐渐地,一些人的权力变得更大已经不是困难的事情,真正困难的是让组织获得更大的权力。唯有组织获得了更大的权力,企业才能有所发展。


那么到底该怎样做呢?科特认为,很多公司停滞不前的缘故就是不会去深究其终极目的是什么,但是随着经济的全球化以及商业运作的压力越来越大,人们开始关心权力应该如何使用才能使公司满足市场和委托人的要求—这对企业和市场的发展而言,都是一个好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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